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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论韩愈《鳄鱼文》的文体及其渊源

发布时间:2013-4-21 10:12:16  浏览次数:1403   
论韩愈《鳄鱼文》的文体及其渊源
张  煜
(南京大学  宗教系 210093)
 
 
      摘要:韩愈《鳄鱼文》是一篇用来驱除鳄鱼的檄文。其直接灵感来源,很有可能是南朝竺道爽的《檄太山文》。该文收于《弘明集》,而《弘明集》正是韩愈所喜爱的一本佛教读物。
     关键词:韩愈;《鳄鱼文》;《檄太山文》
 
     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(公元819年),韩愈因谏迎佛骨事,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。贬潮不久,因闻当地恶溪常有鳄鱼出没,危及民畜,遂写下有名的《鳄鱼文》,为民驱鳄[1]。据《旧唐书·韩愈传》记载:“初,愈至潮阳,既视事,询吏民疾苦,皆曰:‘郡西湫水有鳄鱼,卵而化,长数丈,食民畜产将尽,以是民贫。’居数日,愈往视之,令判官秦济炮一豚一羊,投之湫水,祝之曰……祝之夕,有暴风雷起于湫中。数日,湫水尽涸,徙于旧湫西六十里。自是潮人无鳄患。”[2]此事的可信度如何,颇值得怀疑。如宋代契嵩在其《镡津文集》卷十六《非韩下》第十六中,即认为:“韩子为《鳄鱼文》与鱼,而告之世,谓鳄鱼因之而逝。吾以为不然。鳄鱼乃昆虫无知之物者也,岂能辨韩子之文耶?然使韩子有诚,必能感动于物,以诚即已,何必文乎?文者圣人所以待人者也,遗虫鱼以文,不亦贱乎?人哉文之,其人犹有所不知,况昆虫欤?谓鳄鱼去之,吾恐其未然。《唐书》虽称之,亦史氏之不辨也。”[3]《旧唐书》的这段记载,材料很可能来自于晚唐张读所撰的《宣室志》,这是一部笔记体志怪传奇集,其第四卷中有“韩愈驱鳄”的记载[4]。到底鳄鱼有没有因为韩愈的驱赶而迁移,今日已不得而知,极有可能是后人根据民间传说所作的渲染;但韩愈贬潮后,确实曾经著文驱赶鳄鱼,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
      韩愈在潮州仅八个月,却为当地人民办了很多的实事。他兴办乡学,赎放奴婢,修堤筑渠,发展生产。潮州人民在他去世后,通过修建韩文公祠,来表达对他的纪念。在潮州人民的心目中,韩愈驱鳄的壮举,更多是被看作他在潮州政绩的一部分。在今人看来,韩愈其实是借驱除鳄鱼,来团结人心,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。
      与驱鳄举措有密切关系的是《鳄鱼文》。关于此文性质的认定,历来也有多种说法。韩愈的门生李汉在编辑韩愈文集时,将它和《毛颖传》、《送穷文》等编在一起,可见是当作游戏文字处理的。清代学者吴楚材、吴调侯在《古文观止》中,将它视作祭鳄鱼文来评点,并以为“全篇只是不许鳄鱼杂处此土,处处提出‘天子’二字、‘刺史’二字压服他。如问罪之师,正正堂堂之阵,能令反侧子心寒胆慄”,则此文不但是一篇祭文,还有着震慑乱臣贼子的寓意[5]。而姚鼐《古文辞类纂》则将此文与司马相如《喻蜀檄》归为一类,“檄令皆谕下之辞,韩退之《鳄鱼文》,檄令类也,故悉附之”,认为这是一篇讨伐鳄鱼的檄文[6]。曾国藩《求阙斋读书录》卷八也赞同此说,以为“文气似《论巴蜀檄》,彼以雄深,此则矫健”[7]
      笔者比较倾向于姚、曾两人的意见,认为《鳄鱼文》是一篇用来驱除鳄鱼的檄文。有关檄文的起源与特点,梁刘勰《文心雕龙·文体论·檄移第二十》中有详细的探讨[8]。檄文是军队起兵讨伐****的誓师宣言,这种宣言有两种:一种象《尚书·牧誓》,是周武王在牧野讨伐纣王时的誓师宣言,是对部队说的,不是对****说的。一种是揭露****的罪状,那是对****说的,象《左传·僖公四年》的晋国吕相绝秦。不过当时还不称檄文,直到战国,张仪为文檄告楚相,才称檄:“张仪《檄楚》,书以尺二,明白之文,或称露布。播诸视听也。”在刘勰看来,檄文要写得“声如冲风所击,气似欃枪所扫”,使“百尺之冲,摧折于咫书,万雉之城,颠坠于一檄”,具有极大的声势和威力。而在写法上,则可以“谲诡以驰旨,炜晔以腾说”,运用夸张、比喻等文学手段,写得谲诈而有光采。总之,对檄文的写作,刘勰认为“实参兵诈”,但必须“事昭而理辨,气盛而辞断”,不可柔婉隐晦。这些要点的概括,无疑都是十分精辟的。
      再来看梁昭明太子萧统《文选》中所选取的檄文,可以说各具特点,皆极富代表性[9]。其中司马相如的《喻巴蜀檄》一文,李善注引《汉书》云:“相如为郎数岁,会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,征发巴蜀吏卒千人,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,用军兴法,诛其渠率,巴蜀人大惊恐。上闻之,乃遣相如责唐蒙等,因喻告巴蜀人,以非上之意也。”司马相如写作此文,必须既稳定民心,为朝庭作周旋;又要晓以大义,说明开通西南的重要性。文章很好地把这两者进行结合,先高屋建瓴说明国家形势,通西南夷是大局所关,不容置疑;接着笔锋一转,表明唐蒙惊惧巴蜀民“非陛下本意”,而“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”,也未尽到臣民的责任;随即为了安抚他们,又将其罪过归之于父兄未教育好,为之开脱;最后重申圣上派使者来的旨意。全文言简意赅,写得委曲周详而又光明正大,苦口婆心而又义正辞严。
      而被曹丕所激赏为善于“章表书记”的陈琳的檄文,则更堪称檄文中的典范。《为袁绍檄豫州》一文,乃陈琳奉袁绍之命写给刘备的讨曹檄文,全文用浓墨重彩来刻画曹操的无德,不堪依附,意在争取刘备一同讨伐曹操。文章揭露了曹操丑恶的家世,披露了他忘恩负义、嫉妒贤能、杀害朝臣、卑辱王室等重大罪恶,着重揭发了他心怀不轨的篡逆阴谋,以激起对曹操的愤恨。同时极力宣扬袁绍压倒一切的军事优势,指出曹操军队的弱点,以示袁军必胜。李善注引《魏志》云:“后绍败,琳归曹公。曹公曰:‘卿昔为本初移书,但可罪状孤而已,恶恶止其身,何乃上及父祖邪?’琳谢罪曰:‘矢在弦上,不可不发。’曹公爱其才,而不责之。”《文心雕龙·檄移》也评之曰:“陈琳之檄豫州,壮有骨鲠,虽奸阉携养,章实太甚,发丘摸金,诬过其虐;然抗辞书衅,皦然露骨;敢矣撄曹公之锋,幸哉免袁党之戮也。”在刘勰看来,陈琳在檄文中,大揭曹操的不光彩的家底(曹操父曹嵩是太监养子,以贿赂买得官职),又诬陷曹操设立发丘中郎将、摸金校尉等官职,发掘坟陵,掠取财宝,文章写得虽然很过分,但是十分有力。为了先在声势上压倒****,檄文有时免不了要有一点夸饰,调动各种修辞手段,以更有效地对****展开攻心之战。这些,都是符合檄文的体例的。
      回过来看韩愈的《鳄鱼文》,先“使军事衙推秦济,以羊一猪一投恶溪之潭水,以与鳄鱼食”,可谓先礼而后兵;接着以过去君王德薄,“鳄鱼之涵淹卵育于此,亦固其所”,表示既往不咎,而“今天子嗣唐位,神圣慈武,四海之外,六合之内,皆抚而有之”,严正告诫“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”,因为保护一方百姓安据乐业是刺史的职责所在,所以绝不会与鳄鱼相妥协;最后限定鳄鱼必须在三日、五日或七日之内迁移,否则必招灭顶之灾。全文矫健傲兀,体现出一股在恶势力面前绝不低头、斗争到底的自信精神。虽然一开始以一羊一猪投之潭水,与鳄鱼食,但玩其文意,并非完全是祭祀,否则后面的语气不应如此严正;又全文虽然意趣横生,但绝非游戏笔墨,因为韩愈初贬潮州,心情并不轻松,而潮州又是一个蛮荒之地,韩愈当时想得更多的是为官一方,要为民办事。所以从体制上讲,把《鳄鱼文》划归檄文类,可谓入情入理。
      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:檄文产生于人类之间所发生的战争,其适用对象是交战的****;而《鳄鱼文》却是写给动物的。檄文可以应用于人类以外吗?答案是肯定的。在梁僧祐所撰《弘明集》与唐道宣所撰《广弘明集》这两部佛教论文集中,就收有不少这样的文章[10]。《弘明集》卷十四所收竺道爽《檄太山文》、释智静《檄魔文》、释宝林《破魔露布文》,《广弘明集》卷二十九所收懿法师《伐魔诏并书檄文》与《奉平心露布文》,其所讨伐的对象,或是自然界的神灵,或是妖魔鬼怪,都和通常意义上的檄文所针对的对象有所不同。而其中竺道爽的《檄太山文》,据笔者推断,更有可能是韩愈创作《鳄鱼文》的直接灵感来源。
      竺道爽,震华大师所编《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》未收其名[11],清严可均辑《全宋文》卷六十四收其《檄太山文》于释宝林名下,认为《弘明集》中的道爽、智静都是宝林托名,因为宝林《破魔露布文》中有“余以讲业之暇,聊复永日,寓言假事,庶明大道”之言[12]。宝林传见《高僧传》卷七,为竺道生之徒:“初经长安受学,后祖述生公诸义,时人号曰游玄生。著《涅槃记》及注《异宗论》、《檄魔文》等。”[13]《檄太山文》其实是一篇佛教徒对太山山神的讨伐檄文。该文起笔先点出太山的独殊地位:“盖玄元创判,二仪始分。上置琁玑,则助之以三光;下设后土,则镇之以五岳。阴阳布化于八方,万物诞生于其中。”接着谴责山神:“而何妖祥之鬼,魍魉之精,假东岳之道,托山居之灵,因游魂之狂诈,惑俗人之愚情。雕匠神典,伪立神形,元无所记,末无所经。外有害生之毒气,内则百鬼之流行。昼则谷饭成其势,夜则众邪处其庭。此皆狼蛇之群鬼,枭蟒之虚声。”山神最大的罪行是借行风雨,去灾病,不断享受百姓的各种祭祀:“含慈顺天不杀,况害猪羊而饮其血,以此推之,非其神也。”作者站在佛教的立场,对山神展开了口诛笔伐:“汝矫称假托生人,因虛动气,杀害在口,順之則赐恩,违之則有祸咎。进退谄伪,永无贤轨,毁辱真神,非其道也。故《黄罗子经·玄中记》曰:‘夫自称山岳神者,必是蟒蛇;自称江海神者,必是黿鼉魚鱉;自称天地父母神者,必是猫狸野兽;自称将军神者,必是熊羆虎豹;自称仕人神者,必是猿猴猳玃;自称宅舍神者,必是犬羊猪犊、门戸井灶破器之属。鬼魅假形,皆称为神,惊恐万姓,淫鬼之气。’此皆经之所载,传之明验也。”最后作者表示:“吾虽末流,备阶三服。每览经传,而睹斯孽。推古验今,邪不处正。吾将荡秽,光扬圣道。……若复顾恋,望餐不去者,吾将宣集毗沙神王、惒罗子等,授以金刚屯。真师勇武,秋霜陵动。三千威猛难当,曜戈明剑,拟则推山,降龙伏魔,靡不稽颡。……吾念仁慈,愍汝所行,占此危殆,虑即伤心。速在吾前,复汝本形,长归万里沧浪海边。勿复稽留,明顺奉行。”文章写得气势浩荡,义正辞严,意在收移风易俗之功效。其结尾部分,对山神提出严正警告,但又放他一条生路,与韩愈《鳄鱼文》极为相似。
      那么韩愈究竟有没有读过这篇文章呢?笔者认为可能性极大。诚然,韩愈是一个反佛斗士,但这并不等于他一点都不受到佛教的影响。相反,他和佛教的渊源很深,他在潮州与大颠的交往即是一例。在儒学史上,韩愈以重建道统而著名,而陈寅恪先生《论韩愈》认为“退之道统之说表面上虽由《孟子》卒章之言所激发,实际上乃因禅宗‘教外别传’之说所造成,禅学于退之之影响亦大矣哉!”[14]饶宗颐先生在《马鸣〈佛所行赞〉与韩愈〈南山诗〉》中,把《南山诗》与《佛所行赞·破魔品》相比较,得出这样的结论:“昌黎固不谙梵文,然彼因辟佛,对昙无谶所译之《马鸣佛所行赞》,必曾经眼,一方面于思想上反对佛教,另一方面乃从佛书中吸收其修辞之技巧,用于诗篇,可谓间接受到马鸣之影响。”[15]陈允吉师在《论唐代寺庙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》中,详细论证了韩诗尚险怪的艺术风格与佛寺壁画之间的关系,指出韩愈对唐代寺庙壁画绝非一般的欣赏爱好,而是从中受到了佛理的启发,渗透到他诗歌创作中,并在形成韩诗艺术特点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[16]。又在《韩愈的诗与佛经偈颂》中指出韩愈《南山诗》的句法脱胎于《佛所行赞》,其诗多用“何”字亦化自《楞伽》、《涅槃》等经中偈颂。传统的诗教提倡中和之美,而韩愈崇尚怪异、狞厉的美,创造的是光怪陆离的境界,抒写的是一种怪异的形象,崇尚的是一种张扬的力,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伦理压抑和“止于礼义”的框框,这无疑是佛教的丰富想象启发了他的创造性思维[17]。凡此都足以证明,韩愈与佛教的关系,并不如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。
      饶宗颐先生在《地方史料与国史可以互补》一文中,还特别指出,韩愈撰写《获麟解》是受到《弘明集》首篇《牟子理惑论》的启发;他辟佛所采取的夷夏观点,与《弘明集》中所反驳的顾欢《夷夏论》的观念正相仿佛。“可见《弘明集》应是他案头上经常的读物”[18]。韩愈阅读《弘明集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,他虽然反佛,但只有知己知彼,方能百战不殆。而《弘明集》、《广弘明集》正是两部最重要的中国佛教史资料集。尤其是《弘明集》,往往根据争论的主题,将争论双方的有关文章都汇编在一起,具有极高的史料参考价值。韩愈一生反对佛教,而偏偏无形中受到佛教这样那样的影响,正所谓“****有时比朋友更来得有益”。这在我们今天的读者看来,确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。
 
      个人简介:张煜,男,1971年生,江苏无锡人。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,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。现为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,南京大学宗教系东方哲学与宗教方向博士后。主要研究北宋文人与佛教、清代诗学。曾发表论文《王安石与佛教》、《陈衍诗学及其学术品格》、《宋诗选本与唐宋诗之争》等。
 


[1] 文载马其昶《韩昌黎文集校注》卷八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。
[2] 卷一百六十,[后晋]刘昫等撰,中华书局1975年版。
[3] 《四部丛刊》三编本。
[4] 文繁不引, 载《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。
[5] 卷八,中华书局1959年版。
[6] 卷三十七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。
[7] 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本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。
[8] 周振甫《文心雕龙今译》,中华书局1986年版。
[9] 卷四十四,中华书局1977年版。
[10]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,影印宋碛砂藏本。
[11] 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。
[12] 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。
[13] 汤用彤校注,中华书局1992年版。
[14] 《金明馆丛稿初编》,三联书店2001年版。
[15] 《梵学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。
[16] 《古典文学佛教溯源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。
[17] 《唐音佛教辨思录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。
[18] 《文史知识》1997年第9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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