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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论荀子思想对当代精神文明和法制建设的启示

发布时间:2016/9/29 8:12:59  浏览次数:365   

浅论荀子思想对当代精神文明和法制建设的启示

王善鹏

荀子,名况,字卿,战国末年儒学大师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中记载,荀子年五十游学,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,被尊称最为老师,后在春申君推荐下,曾两任兰陵令,著书数万言,终老于兰陵。

荀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,他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儒家思想,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创新观念,丰富了孔子思想的内涵,尤其在教育思想和观念上,取其精华,大胆创新,提出了“化性起伪”的教育理念,促进了中国古代教育模式的形成和发展,并把教育思想与治国理念有机结合,提出了“隆礼重法”等许多在当时看来十分超前,在当今社会依然有实用价值的教育观点,为两千余年来的治国安邦,规划出了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向。实践证明,荀子一系列教育思想,为当代全民素质教育的提升,铺设出了坚实的路基。

荀子的核心思想是性恶论,他揭示了自私、贪婪的人性本质,这为他所有治国安邦的思想找到了理论依据。他传于后世的《荀子》一书,多数篇章皆是围绕“人之性恶”的定论,提出了许多拯救和改进措施。他一方面强调后天的教育,通过教育提升人的道德修养;另一反面,又提倡“隆礼重法”的治国理念,在人的道德修养前提下,再通过法律条文来约束人的恶习。实践看来,荀子的一系列思想被证实是行之有效的,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实践来看,一手抓精神文明,一手抓法制建设,与荀子的“隆礼重法”观念不谋而合。

本文通过荀子倡导的“化性起伪”、“礼治观”以及“隆礼重法”等思想,对当代精神文明和法制建设的启示作用,谈一些浅薄的看法。

“化性起伪”思想对全民素质教育的影响

荀子在《性恶》开篇即说:“人之性恶,其善者,伪也。”他把人之性恶的定论,用十分肯定且不容置疑的口气,一语破的,是没有丁点的商量余地的。人之性恶,其善者,伪也。这是荀子思想的核心内容,是荀子在长期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中,得出的一条颠扑不破的定论。

人性是恶的吗?面对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,面对两千多年来喋喋不休的争论,扪心自问,我们的人性中是否存有恶的念想?我们内心世界里,是否有正义与邪恶的争斗?回答人性善恶的问题,的确需要有荀子的坦诚,也更需要荀子的勇气和胆略。

既然人性是恶的,那么就必须寻找出根治性恶的良药。荀子以政治家的果敢和睿智,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,剖析人性的自然本质,提出了化性起伪的重要思想。实践证明,这个定论是正确的,它对于推进人类文明进程,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。

荀子在《性恶》一文中指出:“然则从人之性,顺人之情,必出于争夺,合于犯分乱理,而归于暴。”他认为,由于人之性恶的缘故,如果放任自流,依顺人的本性,淫荡混乱就会产生,礼仪法度就会消失。因此,荀子对症下药,给人类开出了一剂救世良药,那就是“化性起伪”的战略性口号,彰显出一位政治家的智慧与担当,也从中领会了一位思想家的超然绝俗。

“性也者,吾所不能为也,然而可化也;情也者,非吾所有也,然而可为也。注错习俗,所以化性也;并一而不二,所以成积也。”(《儒效》)荀子认为,本性这种东西,虽是自然形成的,但可以通过教育,达到弃伪从真的目的。人通过学习,可以完成知识的积累。通过对人的安排措置,以及通过耳濡目染的习惯风俗,来改变人的本性。

    《劝学》是《荀子》一书的开篇之作,是荀子的代表作之一,也是荀子教育思想的重要部分。荀子在《劝学》中,论述教育和学习的重要性,并指出了学习的目的,从何处学,学到何处为止。“学恶乎始?恶乎终?曰:其数则始乎诵经,终乎读礼;其义则始乎为士,终乎为圣人,真积力久则入,学至乎没而后止也。故学数有终,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。为之,人也;舍之,禽兽也。”(《劝学》)在这里,荀子特别强调,学习从《诗》、《书》开始,到理解礼法典制结束。学习的目的是懂得礼法典制,从学习的意义来说,从作学士开始,到终于成为圣人,这便是《劝学》一文的中心目的。

荀子重视教育,这与他的理论观点是分不开的。荀子的理论基础是人不能生而为善,必须通过学习,去掉身上的坏毛病,提高自己的修养,最终达到学而为善。荀子说:“不积跬步,无以至千里;不积小流,无以成江海。”人生就是不断学习的过程,通过不断的学习,不断的积累,来塑造自己的品德。所以“积土成山,风雨兴焉;积水成渊,蛟龙生焉;积善成德,而神明自得,圣心备焉。”

荀子重视高尚人格的培养,把培养和塑造高尚人格,树为人生的最高目标,其理论观点与当代大力提倡的全民素质教育,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尤其是“化性起伪”思想,对于当下的精神文明建设,依然有无可替代的借鉴作用。

“礼治观”对提升全民道德水平的影响

“礼”起源于部落中的祭祀活动,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,先人们在祈祷天地鬼神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仪式,于是就成了“礼”。西周衰退之后,到春秋时期,社会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,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创始人,在夏商周三代传承下来的礼仪基础上,提出了“为政先礼”的治国思想,把“礼”视为人的处事标准,用礼仪约束人的行为,通过重建礼制教化的手段,维护社会的稳定,并逐渐形成了“礼治”的儒家思想。

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,儒家“礼治”思想始终占有主导地位,其核心内容是以“仁”为出发点所构建的礼治思想体系。荀子发现,儒家的礼制思想,注重和夸大了“仁”的作用,在伦理道德的范畴下,靠道德自律,对于治国理民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。由于荀子所处的时代,是由奴隶社会的瓦解,向以土地私有制为主要形式的地主经济转变的时代,孔子的“仁政”思想,难以解决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局面,荀子不得不调整观念,倡导以维护地主阶级利益为服务对象的“礼治”观念。因此说,荀子的礼制思想,在孔子“仁政”基础上,有了新的创新,也赋予了新的内涵。

荀子站在“养欲”、“明分”的理论高度,分析“礼”对社会管理的重要性。他从人的自然本性解释“礼”的起源与变革。“礼者,养也”,“养人之欲,给人之求”(《礼论》)荀子以养欲、明分诠释礼治,丰富和完善了儒家思想。“养欲”即通过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分配,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;“明分”就是确定等级制度,使得上下、贵贱、长幼,都各得其所。在荀子看来,“礼治”思想关系到国家的安危,是“人道之极”。

荀子在《礼论》中说:“性者,本始材朴也;伪者,文理隆盛也。无性,则伪之无所加;无伪,则性不能自美。性、伪合,然后成圣人之名,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。”荀子认为,人的本性,就像原始未加工过的木材,是自然的材质;后天的人为加工,就像礼法的条理隆重而丰富。没有天性,后天的加工就没有基础;没有人为的加工,天性也不可能趋于完美。天性与人为的结合,才能完成统一天下的伟业。

荀子在《修身》篇指出:“人无礼则不生,事无礼则不成,国家无礼则不宁。”他处处强调“礼”对社会管理的作用,从每个人的小事,到治理国家的大事,“礼”无处不在。荀子以政治家的眼光,将礼制思想从道德范畴转移到人类生存的需求上,突破了原有道德自律的局限性,提出对人的自然本性进行改造、提升,从而达到“一天下,财万物,长养人民,兼利天下”(《非十二子》)的目标。

当今社会的文明程度,虽然与荀子时代不能同日而语了,但是我们所经历的漫长的“以礼入法”的发展过程,离不开荀子倡导的“礼制”思想。一天下,财万民,长养人民,兼利天下的思想,在今天看来,依然有着和谐的气息。

康有为说荀子“惟言礼最精”,又说“孔子两大派,孟子与荀子,传经之功荀子最多。”(《万木草堂口说》)这是对荀子礼治思想的充分肯定,回顾两千余年来的社会变革,荀子的礼制观念始终处于国家的管理层面上,具有与时俱进的科学发展观,即便在相对文明的今天,离开了“礼”的土壤,法制建设是寸步难行的,。

荀子的礼制思想从来都没过时,在今天看来,它依然是道德思想建设的重要部分,是全民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。通过灌输荀子的礼制思想,来提高我们的文化素质、心理素质、道德素质,建设和谐融洽的社会关系,以此推动文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。

    “隆礼重法”思想对于法制建设的启示

荀子将人性视为与生俱来的质朴和自然本性,这完全符合客观事实。与孟子的性善论相比,荀子的性恶论更切合实际。孟子说:“水性无分于东西,无分于上下乎?人性之善也,犹水之就下也。人无有不善,水无有不下。”(《孟子·告子上》)孟子认为,人生来就具有善端,就像水自然向低洼处流淌一样平常,他的这一观点是带有片面性的。实践看来,孟子的性善论,并不能解释春秋战国时期的动荡和社会矛盾,也无法阻止大鱼吃小鱼的掠夺和兼并,从理论上,未能肯定后天教育的实际意义,这与他的教育思想是自相矛盾的。

荀子认为,人性中无限膨胀的贪婪之心,必然导致人们为获取有限的财富,而相互争斗,甚至会不择手段自相残杀,其结果会造成社会秩序的分崩离析。因此,必须建立起社会的权威力量,通过道德和法律手段,约束和规范人的自然欲望和行为,这样才能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目标。

荀子站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高度,开创性的提出了“隆礼重法”的思想,阐述了“礼”与“法”是缺一不可的两个环节,这与孔孟道德至上的思想,更具有合理性,也更有可取之处。如果说,孔子、孟子、荀子都是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,那么,荀子更是一位名正言顺的政治家。在性恶论的基础上,荀子提出了利用“礼”和“法”的两个手段,双管齐下,从而达到安邦定国的目的,体现了他的治国才能和政治远见。

荀子在人性论的基础上,针对性的提出了去伪存真的方式方法,为礼法结合的政治制度找到了理论依据。荀子反对孟子“法先王”的主张,旗帜鲜明地喊出了“法后王”的口号。“法先王”以先王的道德标准为规范,推崇尧舜之道,是典型的“仁政”思想,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。荀子提出的“法后王”理论,即以后世君王的做法为规范,用法规的形式,确保道德规范的落实,适应了社会形势的发展需要,较之孔孟儒家,商韩法家,更有利于治国理民,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。“法后王”具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性,让道德自律与现实制度结合起来,引导人们走向君子人格,走向礼法并轨之道。“法后王”的思想理论,使荀子找到了儒学思想融入国家管理的切入点,并由此开辟了通向政治实践的大道。

荀子在《修身》一篇中说:“礼 者,所以正身也”,他强调了“礼”在社会中的作用。同时又提出“至道大形,隆礼至法,则国常有”。(《君道》)荀子认为,礼的作用能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,是人的行为规范。但“礼”又不可能是万能的,必须以“法”的强制性,确保国家秩序的稳定。荀子总结了现实中的经验教训,在创建礼治思想时,借鉴法家思想,肯定了“以力兼人”的作用,为“隆礼重法”思想找到了理论依据。

不可否认,荀子倡导的的“隆礼重法”思想,是在孔子儒家思想的基础上,通过长期的社会实践总结得来的,是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完善。“隆礼重法”思想,是从“礼”到“法”质的飞跃,更是儒家思想在治国理民当中的改革与创新,为治国安邦找到了一条正确途径。实践证明,“隆礼重法”思想的形成,成为两千多年来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与指导思想,即便对法制相对健全的当代社会,依然有着启示作用。

荀子思想博大精深,他以唯物主义自然观为基础,考察人的认识能力及其发展规律,构成了自成一体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。得出了“人之性恶,其善者伪也”的定论,进而从人的自然属性出发,探讨出化性起伪的正身之道,礼义修身的治学之道,以及隆礼重法的治国之道。今天,我们要用辩证的观点看待荀子思想,要取其精华的部分,运用到精神文明建设中去,为弘扬传统文化,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。


作者王善鹏,山东兰陵人,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市中作协副主席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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