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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略谈中国大陆辞赋研究和创作

发布时间:2013/7/14 17:29:35  浏览次数:880   
略谈中国大陆辞赋研究和创作
 
——在新加坡国立大学“国际辞赋研究会”成立开幕式上的讲话

龚克昌

      万分感谢国立新加坡大学、新加坡大学中文系,为举办这次国际辞赋研究成立大会,专门拨款、花费大量人力、物力,并派苏瑞隆副教授全力做好组织工作。对我们辞赋界同仁来说,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高规格的辞赋专家会议,因而是一个转变会风的会议,它关系到我们今后辞赋研究创作质量能否迅速提高的问题。我们大家一定会一心一意,利用短短的几天时间,把会议开好,并提出我们今后奋斗的目标。

      赋,是我们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四大文体(即诗词、赋、戏剧、小说)之一,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,如清焦循和近代王国维就分别称赞汉代辞赋为“一代之所胜”(见《易余龠录》)和“一代之文学”(见《宋元戏曲考序》)。赋还是我国独有的文体,为世界各国所没有(日本、韩国、越南等等国家也有人作赋,但那是从中国引进去的)。所以美国杰出汉学家康达维在为我赴美的英译本讲稿作序时,只好用拼音“FU”来代替。这是我国古代人民创作性的成果,凝结着他们的聪明才智,非常值得我们珍视。

      但由于种种原因,最迟到“五四”运动反帝反封建开始,人们就不再理睬赋了,把赋视为社会进步的绊脚石。因为读经研究国学不能让国家富强,要搞科学技术社会才能更快进步,就如今天胡锦涛所提出的要建立科学发展观。所以从“五四”运动到1949年大陆建国的三十年间,大陆大概只出版陶秋英女士的研究生毕业论文——《汉赋之史之研究》,约三、四万字。同时也出版我们山大中文系殷孟伦教授翻译的日人铃木虎雄的《赋史大要》。这里有矫枉过正之处,我们尚可理解。因为清末我们科学技术落后吃过太多亏。受到列强的欺凌,割地赔款,国将不国。

      1949年大陆解放后,赋更被视为封建性的糟粕而遭人彻底抛弃。大学中文系基本不讲赋。1957年反右,1958年全国大学火烧教学后,赋更沦落为人们臭骂的对象。最典型的是有一部文学史,书中一个大标题就标为:《文学中反现实主义的逆流——两汉辞赋》。作者认为:“汉赋大部分是粉饰现实,对统治者歌功颂德的贵族化、典型化了的宫廷文学作品,是统治阶级附庸的文士邀宠逞才的工具,是皇帝贵族的娱乐品,……内容极其空洞枯燥、虚伪造作、缺乏感情,缺乏现实生活真实的反映。”“汉赋给后代的影响是极坏的。从汉赋到魏晋的骈赋,唐宋的律赋,文赋,虽然内容有所扩大,形式有所变化,但是越来越趋向堕落了……。”简单的一段话,就把我国古代两千年人们聪明才智创作的数以万计的赋篇否定了。这一点我们就不能接受了。这是极左思潮在作怪。

      我们山东大学中文系师生当时也编文学史,书名是由校长起的,称《中国人民文学史》。顾名思义,这部文学史只讲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、《汉乐府》等为人民呼号的和民歌民谣等作品,赋自然被抛到九霄云外。词也讲得极少。有的地方比上面那本文学史还要“左”。

      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文革中,更把极左思想推向极点,把古今很多作家都打倒,作品都烧掉,古墓、古建筑被毁,古画古书被烧。陈伯达指示北京红卫兵到到曲阜“破四旧”,把孔府许多图书都烧了。他还明白指示:明以下碑刻都可以砸掉。许多教授书香之家的书画都被付之一炬,许多古瓷器、古砚台、古铜器等等也都被砸掉,彻底与古文化决裂。当时上面说,大学还是要办的,但说的是理工科大学。意即大学文科暂时可以不办,于是文科系院被下放在农村,几个学校合在一起。我们山东大学一分为三,中文、历史、政治、外文合到曲阜师院。大家都下乡劳动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,好几年不招生。后来开始招生是由工农兵推荐的,不用考试。结果小学生也能上大学。教学质量大为下降。总之,在解放后的一系列运动中,大学文科受到极大伤害,古代文化受到严厉批判。在这种情况下有谁敢谈论辞赋、研究辞赋。所以从1949年至1980三十年间,中国大陆没有一篇肯定汉赋或历代辞赋的论文。充其量是某领导人说《七发》好,“它的主旨是说明享乐腐朽的生活是致病的根源,而听取‘要言妙道’……是治病的最好药师。”《七发》是 “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……一开头就痛骂上流统治阶级的腐化。”“这些话一万年还将是真理。”于是大家都鹦鹉学舌,都说《七发》好,跟着写文章赞扬。至于上面不说的,谁也不敢说。当时中国大陆只剩下刘大杰一人有资格写文学史。还有郭沫若按某领导人的好恶,写一本《李白与杜甫》,大批杜甫,大赞李白,与刘大杰文学史成为文革十年间唯有两部(本)谈论古代文学的书。我1962年完成的《汉四大赋家初探》,原是山东人民出版社要出版,自然也死于胎中——并被迫烧毁了。

      总之,在解放后三十年间,中国大陆没有一篇研究汉赋、肯定汉赋或历代辞赋的论文。至于对个别小赋的赞扬那是无关大局的。

      由于我在六十年代研究过汉赋,研究生论文选择《汉四大赋家初探》,对四大赋家做了肯定,有了一定的基础。所以1981年初我在《文史哲》率先发表《论汉赋》,对汉赋作了充分的肯定。1984年我又出版《汉赋研究》。对汉代司马相如等赋家作了较高的评价。这竟成为大陆建国后第一篇、第一部肯定汉赋的文字。

      随后1987年马积高的《赋史》,1989年万光治的《汉赋通论》,1991年康金声的《汉赋纵横论》,高光复的《历代赋论》等等也相继问世。

      比大陆早几年,台湾张清钟出版《汉赋研究》约二、三万字,此书是我1988年在西雅图华大讲课时,苏瑞隆博士送给我的。根据此书提供的参考资料得知:之前还有盛世光发表《汉赋研究》,和严秀娟的《汉赋的分析》,苏雪林的《赋的渊源与演变》,何炳辉的《辞赋分类略说》等等短篇论文。大概因为台湾言论比较自由,个人可以随意发表意见。

      另外简宗梧先生1980前后年出版《司马相如扬雄及其赋之研究》、《汉赋源流与价值之商榷》,1998年出版《赋史与骈文》。香港何沛雄先生1986年出版《汉魏六朝赋家论略》,1990年出版《汉魏六朝赋论文》。简、何两人的论著有较高质量。这就是上世纪八、九十年代大陆、港、台发表出版辞赋论著的大略情况。因材料不完整,只说这些。

      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的深入、思想的大解放,中国大陆高校教师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。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,也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辞赋研究热潮。1990年我在山东大学主办了首届国际赋学术研讨会。这个会百分百是在康教授的推动下召开的。我到美国讲学将回国时,康教授提出和我订一个合作计划,他翻译出版《文选》和我的讲稿,我举办首届赋学术研讨会和评注全汉赋。我不加思索就答应了。回国后不久康教授写信告诉我,我们的合作计划上报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,上面同意了。我收到此信,如坐针毡。山大领导说按规定可资助会议二千元。作为一个普通教师,如何筹集巨款开会。但事已至此,只好面对。天无绝人之路,经一年多奔走,终于感动上帝,筹到所需款项,举行了一个备受赞扬的首届国际赋学会。

      在会上,我说动香港大学何沛雄先生等主办二届,后又与台湾政治大学简宗梧先生商讨举办三届。召开国际赋会走上轨道,现已举办十届。

      随着国际赋会按时举行,大大地推动了辞赋研究的深入发展。现在全大陆出版辞赋研究专著在百种以上,发表论文数千篇。当然其中主力是我们自己培养的年青博士生,他们已成为辞赋研究的生力军。有不少人已出版好几部专著。一些年纪大的与会者主要是为应付开会,率尔写一篇,大都没有系统研究的意愿。

      现在主要问题是,研究重点还是集中在两汉部分。大约已出版二、三十部研究著作。我在首届国际辞赋会上就提出要向下发展,当时自己也写三国赋论文,以后又写“竹林七贤”等数篇论文。但我的呼吁作用不大。魏晋南北朝研究的人主要是程章灿和于浴贤等在关注。这阶段赋多,好的赋也不少,需要加强。唐宋以后赋主要只有韩晖、詹杭伦、刘培、赵成林等少数人涉足。元明清更少,只有詹杭伦、武怀军、李新宇、孙福轩几人眷顾。赋史只有两种,而且是少数人在条件极困难条件写的,只能说是尝试。我早有鉴于此,有意安排我的博士生们在选择毕业论文课题时,每人研究一个历史阶段的辞赋。我想,他们人多,收集资料比较完备。一旦条件成熟时,可在此各人论文的基础上撰写一部资料较完备、内容较充实、评价较准确的中国赋史。这个课题,寄希望于我的博士生韩晖、刘培、武怀军等教授。写辞赋理论史一人,也就是我的博士生冷卫国。但他只写到唐以前,已在印刷中。以后他应继续写下去,完成整个辞赋理论史,这个工作意义甚大。辞赋艺术史(讲赋与音乐、诗、画、杂技等关系)余江已写到唐,并已出版,以后应继续写下去。这三部史,我相信我的爱徒都能很好完成。

      我以后如有余力,将继续做辞赋评注工作,苏瑞隆博士也参加。《两汉赋评注》早已出版。《三国赋评注》也在去年夏季交稿,大概今年底能出版。一年前我们已开始搞《两晋赋评注》,苏瑞隆副教授和我的博士生武怀军、郑明璋、李丹博教授都参加此项工作。

我们这项工作对今后编辑历代赋汇编会有所帮助。说到历代赋汇编,原来是马积高先生在做。但未能完成。因工程巨大,现在难有这样气魄,也难有这样献身精神。我们只好等着。相信各个阶段赋都会有人详细研究,会为这个工作提供有利条件。

      人们常说,辞赋出盛世。这话大体是对的。这一点,我们只要看看为什么汉赋在汉武盛世兴旺起来,看辞赋所描绘多为盛世的气象,就大体明白了。当然,赋也写个人的心态,写个人的不得志,或哀叹祖国被欺凌等等,如赵壹的赋,祢衡、王粲的赋,庾信的赋,晚唐一些小品赋,宋初王禹偁的赋,苏东坡的赋,明末清初一些抨击阉党,反对异族入侵的赋。又如清末有一批《哀山东赋》、《哀台湾赋》就是对统治者的不满,痛斥清王朝的卖国等等。还有《新疆赋》、《西藏赋》等爱国赋。这类赋较少,描写社会的另一面,极应得到我们的珍重。

      但赋更适宜颂,且看汉代那些大赋,都是从歌功颂德出发,最后才轻描淡说几句讽谏的话。所以才造成司马相如写《大人赋》,原意是要讽谏汉武帝的“好神仙”,可是因为赋“必推类而言,极丽靡之辞,闳侈钜衍,竞於使人不能加也,既乃归之於正,然览者已过矣。”于是形成了劝而不止的后果。

      由此也可见,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大赋作家,写赋原是为了歌功颂德,为了振大汉之天声,包括以后扬雄、班固、张衡、左思等所写的大赋,统统是如此,这是时代使然,也是赋的主要特征之所在。

      今天,我们中国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加文明繁荣昌盛,与其相适应的辞赋创作自然要应运而生。随着对古代辞赋研究的迅速开展,经过近十年的努力,据我所知,现在有四个刊物在发表新时代辞赋创作。即北京的《中华辞赋》(双月刊),和安徽的《中华辞赋报》,江西的《中国辞赋》、山东枣庄的《诗词联赋》。北京《中华辞赋》的社长、主编都是原文化部和新华社的领导人,作者也多是文化界学术界骨干人物和省市领导人员,讲原则有水平,办的很不错。这个刊物得到中央宣传部长刘云山(现为党中央政治局常委)的充分肯定,下乡都要带上此刊;国务委员马凯(现为政治局委员)自己经常撰稿写赋,他认为此刊是他看到最好的刊物之一。我是他们的顾问和专家组主要成员。

      《中华辞赋报》是安徽某县办的,困于一隅,编辑人员不足。还遍封成员,什么赋帝、赋王等等。我不赞成这种做法。并在一篇文章中说,我们都是为人民创作,为人民服务,不能把自己凌驾于人民之上。但他们转载我的文章时把上述劝说删掉。事后我才知道《中华辞赋》刊物,还有不少同行都向我表示同样态度。当然,此刊也发表很多好的赋作,推动了辞赋创作的发展。

      在辞赋组织方面,以江西张友茂为首成立《中国辞赋家协会》,去年在北京举行首届会议。张友茂热爱辞赋,竟辞掉原来级别不低的公务员身份,全力治赋,办刊物,组织不同层次赋会。聊城师大副教授布茂岭,两次在聊城主办赋会,成绩显著。他聪明过人,诗赋张口就来,庶几倚马可待。他已创作诗赋成百篇。鲁南辞赋协会核心人物韩邦亭,是位作赋能手,先后已获得数次全国性辞赋比赛大奖,近又获十万元的头等奖。成都魏明伦是一位著名的戏剧家,兼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。他也是举国闻名的辞赋家,完全是自学成才,聪明过人,人称鬼才,十分难得。南通袁瑞良也是个聪明过人的才子,他下笔成诵,文字畅达,有大气。云南女辞赋家赵薇骈文见长,山东金学孟独具一格,影响甚广。新疆王宇斌是祖国西陲的才子,作赋数十篇,每赋一出,人们争诵。已故诗侠钱明锵、老作家深圳颜其麟、淄博王金铃、西安姚平、北京张心豪、王铁、沈阳孙五郎、深圳贾玉宝、温州周小明、锦州陈逸卿、河南刘臻仲、孙继纲、谭杰等等,不能一一细述,他们都是辞赋创作战线上的生力军,为辞赋的复兴繁荣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。

      据不准确估计,在短短一二十年中,有数以千计的人写赋,老人、青壮年、高级政府官员、部队将军、大中学教师等等都有人踊跃参加创作。比班固在《两都赋·序》描绘的汉武盛世竞相作赋的高潮还要热闹万倍。创作辞赋总数在数万篇以上。这是以往任何时代所无法比拟的。

在肯定辞赋创作繁荣的同时,我们也要看到其不足。

      一、主要是部分人学养稍嫌不足。

      现在写赋的作者,多是民间人士,他们原来较少接触古代辞赋,凭兴趣愿望就加入辞赋创作队伍。须知,在古代诸文体中,创作辞赋是比较困难的,艺术准备要求是比较高的。明代山东临清著名文论家谢榛在《四溟诗话》里就说:“汉人作赋必读万卷书,以养胸次(胸中,心里);又必精于六书(指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声、转注、假借),识所从来,自能作用。”南宋沈作哲在《寓简》里说:“本朝以赋取士……惟诗赋之制,非学优才高不能当也。驱驾典故,浑然无迹;引用经书,若已有之……穷体物之妙,极像情之旨,识《春秋》之富艳,洞诗人之丽则。能从事于斯者,始可以言赋家者流也。”试看我国古代著名赋作,哪一位作者不是饱学之士。这要求我们大家多读书,多练习,不要以为作赋是件容易的事。要写好一篇赋绝非轻而易举。我国古代著名赋家,一辈子写出佳作其实也只有那么一、两篇。作品在精不在多。

      二、对赋创作的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。

      左思在《咏史八首》其一中说,他“弱冠弄柔翰,卓荦观群书;著论准《过秦》,作赋拟《子虚》。”可见他自认学养是很充足了。他还有花一年功夫写《齐都赋》的实践。但为了写《三都赋》,他借妹入宫机会移居京师(洛阳)。他向张载访问岷邛之事,向陆机访问吴国的事。他还请求皇甫谧审阅他的初稿。他原任陇西王泰祭酒,又“自以为所见不博,求为贾谧的秘书郎”。秘书郎是掌管图书,他可以看到各地图书,有利于修改他的《三都赋》。《左思别传》说:“其《三都赋》改定,至终乃止。”严可均《左思别传》注:“其赋屡经删改,历三十余年,至死方休。”可见《三都赋》是花费了左思毕生的心血,以致原先嘲笑他看不起他的陆机(写给其弟书说:“此间有伧父,欲作《三都赋》,须其成,当以覆酒甕耳。”)后来也绝叹服,“以为不能加也”,放弃了原先写《三都赋》的计划。这篇赋后来造就了“洛阳纸贵”的佳话。

      司马相如写《天子游猎赋》是“几百日而后成”。扬雄等写赋做梦肠子流出,“大出气,病一岁”。“张衡《研京》(指写《二京赋》)以十年”。

      在这里,怎么评《三都赋》等等是一回事,但作者的严肃认真态度又是一回事。我们应该学习左思等赋家认真严肃的写作态度。不像我们如今有些人,写一篇文章往往举笔一挥而就,不再作进一步的推敲、补充、修改。人有聪明迟钝之分,但一个人脑子总不可能笼括客观万物。调查研究总是不可缺少的。随意凭空率尔写作,是不可能有生命力的。

      上面讲过,我们现在写赋可说是八仙过海,什么体式都有。但我们远没有创作出一种比较令多数人接受的赋体。古赋(指汉赋)太深奥;白话赋太散漫,缺乏形象,骈赋、律赋太严紧。文赋也有人不满,说“押几个韵而已”。我们应努力创作出一种新赋体,使之能更好地表现我们的时代,能获得广大读者的喜爱。中国自战国以后各个朝代多能创作一种适应新时代的新赋体,我们怎么就不能?通过成百成千成万人的创作实践,通过成百万人的阅读检验,我深信,我们迟早总能创作出一种一般高中生就能读懂、喜欢读、具有生动形象简练、有高尚思想的新赋体。这是大家的期望,是时代的需要,也是我们的责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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